摘 要：刘俐俐教授的学术研究生涯充实、漫长、硕果累累。她的研究涉及多民族文学研究、文学经典与文本分析研究、价值研究等多个方面，同时她也是一
名醉心于学术、重视教学与员工交流和极富责任感的学者。刘俐俐教授的研究具有注重方法论和实践性、注重从实践中提炼出普适性的理论、注重整体观和跨
学科研究等特色，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她的研究有深度、有温度、有关怀。
从1984年在《理论学习》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开始，刘俐俐教授已经在学术界耕耘了35个年头。她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多年来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这些用来概括刘俐俐教授的学术之路自然恰如其分，然而要想将她的学术画像勾勒清晰，除了这些普适性的概括，那些个性化的成分更不能遗漏。恰巧，刘俐俐教授本人，正是一名极富个性的学者。
刘俐俐教授的学术个性之一，是嗜学如痴。
她的治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学术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不仅仅在读书时、授课时、研究时，她专心致志、苦心钻营，甚至在吃饭时、散步时、聊天时，她也不忘学术研究。
刘俐俐教授极善使用“潜思考”的能力。
做日常小事的时候，一句平常的聊天，一个普通的动作，就有可能触发她的学术兴奋点。
此时的教授如同孩童，双目灼灼，手舞足蹈，妙语连珠，如痴如醉。
刘俐俐教授的学术个性之二，是向员工请教。她不仅乐于向其他专家学者请教，更令人钦佩的是，她常常向员工请教。刘俐俐教授常说：“员工是我最好的朋友。”在研究学术问题上，她从不摆架子，员工提到了她未曾听过的信息，想到了她未曾想到的问题，她都极真诚地请员工详细介绍一番，将有用的东西吸纳过来。在交流中，刘俐俐教授对于员工任何的学术闪光点和灵感都能敏锐地发现，然后不遗余力地帮助推进和完成，并引以为傲。
刘俐俐教授的学术个性之三，是极富责任感。什么责任？学者的责任、教师的责任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一名学者，她始终追寻真理，执着地向那至真至纯的高地攀登；作为一名教师，她始终尊重员工、扶持员工，并不忘回馈教学领域，几本既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专著，又适合作为教材的《小说艺术十二章》《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就是证明；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她始终坚守人文知识分子的信条，将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情怀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始终。2015年以后她致力于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的研究，从中可见深沉的社会责任感的驱动。
可以说，刘俐俐教授多年的学术研究无不体现着她的学术个性，这些学术个性也促发着她的学术研究。二者以一种巧妙的姿态融合在一起，铺展了刘俐俐教授三十余年来稳健、漫长又奇崛的学术之路。
刘俐俐教授在多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缘起是早年的西部文学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文学发展颇成态势，刘俐俐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回到兰州大学任教后，撰写了一批西部小说的评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这和她硕士论文对于小说人物理论的研究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在研究中，她关注西部文学中的人物情感、运用文艺学理论进行批评，在这种批评中，对于后殖民理论和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思路逐渐形成。
此时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刚起步不久，亟需大规模开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的组织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陆续出版，其中包括了40多个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除了各民族文学史专论以外，一系列多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综合文学史著作也纷纷面世，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对于各民族文学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理论方面，民族文学研究者们也在努力探索研究民族文学的理论方法。
刘俐俐教授此时正在关注和研究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她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后殖民主义的文章，
1
但她的研究同仅针对后殖民主义本身的研究不同，她是将萨义德的理论视作一种方法论。这正是民族文学领域热切期待的理论方法。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历史、文化、知识谱系的研究和批判，是对于已有学说视角的颠覆，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而在整个研究中，包括对创造主体、客体、文本的解读等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文艺学方法论。既然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后殖民主义的思路和精髓当然应该融入中国文学研究，为我所用。这同时也是刘俐俐教授贯穿始终的第一个学术特色，即时刻对方法论的归纳和提炼，记得“为我所用”。她很少仅仅就某个理论自身而谈，往往是将其内部分析透彻后，从中发现能够具有实用性的东西，即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那么，她将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用作何处呢？后殖民主义方法论加上之前地缘文学——西部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理路，她敏锐地发现，将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用于民族文学研究，正是一条合适的学术理路。刘俐俐教授提出：“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2
此后，她又讨论了少数民族在地域、经济、文化、审美等方面的边缘性，并且在文学实践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无声的批评，使我们反思当前的文学现状。
3
这一思路打开了将民族文学研究和文艺学对接的大门，此后，刘俐俐教授在这条道路上越行越远，写出一系列沉甸甸的重要文章。
4
在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她不仅使用了文艺学的理论，还加入了历史观的维度、人类学的方法、让这一研究变得更为充实，更有针对性和应用性。在这些文章中，她讨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民族文学的特点、民族文学创作者的矛盾和两难境地、民族文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少数民族的写作、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民族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触及民族文学定位、方向、批评策略等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她考察了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提出中国当今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是由民主意识到启蒙的自觉追求、从单一走向多重的总体文化意识趋势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制约三个方面的合力形成的，并呈现出一种边缘性的民族文化身份态势。这表面讨论的是民族文化身份意识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归属和走向问题。对于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梳理讨论使得民族文化的来路和走向自然清晰，并进一步推出是人道政治而非身份政治，才是民族文化的目标和终点。
5
她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将费孝通提出的人类学理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纳入到民族文学文化范畴内研究，认为“美人之美”是“超越了‘各是其是’‘各美其
美’阶段所达到的一个高度，是‘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理想得到实现的基础”
，
6
因此，“美人之美”是真正可以具有实践性的关键阶段。对于他民族的文化，“美人之美”是一种多民族的，共同的姿态和理想，因此应将“美人之美”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她思考得十分深入。她将“美人之美”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这一提案有针对性地纳入了民族文学研究域，提出了将“美人之美”
作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方法的宗旨，我国应有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艺术追求、文本特性及特征的理论及批评方法”
7
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既有别于一般普适性的文学理论与方法，也有别于区域性民族文学研究，填补了我国对于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的不足。更有创见性的是，她为我们划出了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所覆盖的四个大的研究领域，即民族文学的功能与性质、民族文学文本形态与“诗性智慧
”、“
美人之美
”
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标准、“美人之美
”
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人文追求性质与合理性。这四个研究域是在“美人之美
”
的研究宗旨下，将民族文学现象和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传播学等多种跨学科理论相互检验而后形成的。可以说，这四个问题域触及的都是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关键理论问题，并将民族文学从最基础的文学功能、文学特性到文学文本到文学批评最后到理论宗旨本身，这一条线所涉及的问题都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至此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思路才清晰起来。这是民族文学理论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刘俐俐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研究路径，为民族文学研究清明了前路，扫清了障碍。
在对于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刘俐俐教授的研究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多种理论的灵活运用。
由于文艺学的学术基础，理论往往成为刘俐俐教授的灵感来源。
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她除后殖民理论外，还将黑格尔、维柯、吉尔兹等人的理论融为一炉；
除文学理论外，还将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传播学等理论融为一炉，灵活运用解决民族文学领域的问题。
二是她的研究重视实践和方法论。
在理论研究中，她格外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因为方法论研究具有实践性。
在对理论的研究中，她往往会敏锐地看到该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将其提炼出来，以便付诸实践。
因此，她的理论必经实践检验，她的实践也必带着理论研究的深度，二者相辅相成。
三是在实践研究之后，她往往能够从中生发出新的理论生长点。
刘俐俐教授写了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乌热尔图、张承志、阿来等民族文学作家的作品。
在这些文章中，她没有仅仅止步于对于作品的文学分析，而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引发了新的理论思考，促发了新的理论生成。
最后，这些新的理论点又对原有理论促生新一轮的更新和发展。
因此，理论同实践相互促进，贯穿在刘俐俐教授的整个学术研究中。
同时，她也将其当成其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增添新的理论元素。
刘俐俐教授的研究对于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她所打下的研究基础、划定的研究领域、指出的研究思路、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示范的研究实践，尤其在国内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尚属薄弱的时期，是极具分量和价值的。她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在她的指导下，一批民族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如李长中、陈志华、曾斌、樊义红、傅钱余等人逐渐成长起来，沿着刘俐俐教授的探索，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影响颇广的力作。这些学者又各自深入自己的研究方向，将自己的研究辐射出去，以致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日益丰富。
2000年进入南开大学执教以后，刘俐俐教授开始思考文学经典与文本分析的问题。应该说
，进入这一问题领域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她就关注了中国小说人物创造的历史考察和西部文学领域，并写了一系列当代小说、西部小说的评论文章，出版了几部专著。
8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刘俐俐教授对文学经典文本分析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厚重。这一领
域呈现了两个问题域：一是重读文学经典意义何在？二是对文学经典进行怎样的文本分析？刘俐俐教授认为，文学经典是文学史上经受住历史考验，被普遍认可的文本和作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遗产。而“重读”文学经典，是为了重温和发现价值。一方面，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因其已经被挖掘的相当的艺术价值，“重读”正是重温该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发现始终处于过程中，文学经典艺术价值不是固定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重读”又是重新发现其价值。但刘俐俐教授对文学经典价值的思考不止于此。文学理论对文学经典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文学经典研究能否对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作用呢？确实如此。她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一书的导读《文学经典：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中提到，西方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现象，许多经典叙事学家，甚至解构主义叙事学家都从文学经典入手研究叙事理论。
9
这说明，文学理论的诞生往往源于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对于文学经典这一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则会在文学理论的概括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正是刘俐俐教授认为的“重读
”
文学经典和对文学经典作文本分析的最重要的价值。那么，对文学经典进行怎样的文本分析呢？这是在前一个理论问题基础上的实践问题，她也正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一问题。她选取了数十篇古今中外的经典短篇小说，使用叙事学、新批评、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等西方批评理论，还有刘勰、金圣叹等人的中国批评理论，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在文本分析实践中，她始终秉承着她对于“评论为理论服务”的理念。她相信，文学经典中存在着优秀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和艺术的创新，但这些精髓不是用理论来阐释，而是融合在感性的作品中。而理论家的任务就是将其概括为理论，实现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到普遍的飞跃。这也成为贯穿刘俐俐教授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和始终的学术追求。
在文学理论界，新批评派的“细读法”往往因为仅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本身，隔绝社会、历史、宗教等因素而为人所诟病。刘俐俐教授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意识到并弥补了旧有文本分析方法的缺憾。跨学科思路是刘俐俐教授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她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在进行民族文学研究时，她便将文学理论、后殖民主义、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融合作为理论资源；在进行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时也不例外。除文学理论外，阐释学、人类学、现象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也应用在文本分析中；同时，她还为文本分析增添了历史观的维度。刘俐俐教授始终关注历史观的维度，著有《隐秘的历史河流》一书。早在2003年，她就提出了从“看到‘历史观’”转为“用‘历史观’看”的观点
10
，这一历史观的方法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她不提倡孤立地考察文学现象，历史观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内在逻辑来进行对文学的考察。
她不仅仅用整体的、宏观的历史观角度考察文本，还进一步将历史观的多层内涵予以分解，并注入在文本多层结构中去，如意象、隐喻、象征等文本结构形态均被注入历史的维度。
这一开创性的做法解决了文本分析过于微观而缺乏宏观视角的问题。
此外，她还格外重视文学艺术价值中的人文情怀，这也弥补了旧有文本分析缺乏人文性、情感性的不足。
刘俐俐教授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的成果主要结集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三部著作，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对于如《游仙窟》《古镜记》《合影楼》等近十篇中国古代经典短篇小说的文本分析文章，虽未结集为集，但也同前两部著作一样，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对教学的关注，也是刘俐俐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她写有一系列将学术研究用于教学、同教学相结合的文章，
11
其中不但有涉及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和培养的部分，还有涉及中学教学的部分。作为教师的责任感始终体现在刘俐俐教授的学术生命中。事实上，也正是教学触发了她对文本分析研究的兴趣。她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缘起是2001年为南开大学的本科生开设“文学鉴赏”课，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讲解古今中外的优秀短篇小说，深受同学们欢迎。她由课堂教学受到启发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且在学术研究中，她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研究最初的缘起。通过这一缘起，她意识到，对于文学经典的有效阅读和文本分析，是对员工教学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因此，《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和《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这两部著作，深入浅出、明白晓畅，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正如朱斌的评论中所说：“作者储备了足够的理论能源，准备了种种精良的批评武器，将与你手牵手，一步步深入其中，去进行一次次令人愉悦的审美探险。她将灵动的艺术魅力凝固在相对稳定的分析话语里，一一指点给你看。更难能可贵的是，像一位资深的批评教练，她一边示范，一边还时不时地提醒你：注意了，我的刀法。”
12
这两部著作除了学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她在《“悟其渔识”的教学与科研》一文中谈到“叙事性作品文本批评理论”一课的教学过程和效果时说：“知识性与方法论、感性材料与理性材料在经典短篇小说鉴赏与分析过程中自然结合，既可弥补员工基础知识不足，文学阅读量不够丰满，需要不断掉头知识结构使之更加合理，又可培养他们问题意识和方法的运用。”
13
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去时取得的极佳效果。
由于对文学经典文本分析领域的深入，刘俐俐教授逐渐展开思路，向其他领域辐射，颇有建树的研究包括对故事的思考和张爱玲小说研究等。在这些研究中，她将视野放大放远，秉持她学术研究一贯的方法性、整体性和跨学科性，将问题放到大视野下考量，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14
从经典文本分析到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从文学理论到理论，从文学研究到广义的人文学科研究的理路。
刘俐俐教授的研究视野已经越来越广，研究道路也越走越远，越走越开阔。
从多民族文学研究，到文学经典、文本分析和故事研究，刘俐俐教授从多学科、多领域、多理论的综合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并自然地引发了新的研究领域：价值研究。刘俐俐教授曾撰文论述过她是如何从文学经典和故事这两个研究领域转换到价值领域的研究，以及内在的学理思路及流变问题。
15
她提出，文学经典与故事这两个研究领域内问题域的自有发展，最终汇合到批评方法论范畴。
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问题在汇合中转换为新的问题，从而对研究领域不断推进，这是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内在机制和研究者主观选择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这一“汇合转换”研究范式打开了价值判断和评价的逻辑路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价值和评价相关理论范畴的思路。
这一思考的自然结果，就是2015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获得。可以说，这一重大项目的核心问题正与其前期学术研究中始终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后，刘俐俐教授同样先从方法论着手，厘清“体系”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16
她将基础的文学活动论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作为参照，认为其体现的系统论思想方法可以对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她驳斥了认为文学价值观应单列、不应纳入文学原理范畴的观点，提出文学原理必包含文学价值、文学价值是文学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观念。
这是文学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
其次需要面对的是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刘俐俐教授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专业性的文学阅读、创作和传播，也涉及文学普及。在思考和论证这一问题时，她广泛参考和吸收了既有古代、现代和西方的文学批评相关理论思路，力求确立一个合理、包容、开阔的标准。正如她在《我所理解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文中说：“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
17
根据对海量评价现象和评价实践的梳理总结，她提出两种文学评论标准，第一种是品质评价，即判断某作品是否为文学，是最广泛的文学评论行为；第二种是选拔评价，即在某作品为文学的既有判断基础之上，进一步判断其是否为优秀甚至伟大的文学作品，通常表现为各种等级的文学评奖行为。
18
这两类评价标准的提出，既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宗教、历史等层面与文学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问题，也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标准提供了容纳多种价值观的宽容平台，可谓融合理性、科学性和包容性于一炉。
由于评价实践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往往复杂、丰富和多元，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刘俐俐教授巧妙地选取了“友善”这一切入点。为何选择“友善”进行切入？原因有二：一是其源于人的向善本性，二是文学的核心诉求“美”通常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
19
这一支点有效体现了在实施道德导向中需要的宽容性、灵活性原则，使得道德导向和价值体系的建设脱离空泛，落向实处。“友善”只是一个研究的切口，其实质讨论的是文艺的“底线”与“导向”问题。在人们固有的印象中，评价体系往往是强硬、偏狭和死板的；但刘俐俐教授力求建立一个好的评价体系，要既能向上引导，又能向下兼容；既能包含“正向美感”，又能容纳“异项艺术”
20
，这是极富挑战性的。
这其中，熔铸着刘俐俐教授对人文和人性的思考。
可以说，对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出于自然而然的学理思路和学术追求，更出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刘俐俐教授意识到，在文艺评论愈加丰富庞杂的今天，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亟需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实践性的价值体系作为参照和引导，刘俐俐教授引领其团队承担起了这一使命。
回顾刘俐俐教授的学术之路，可以发现她的几个研究特色，如注重方法论和实践性、注重从实践中提炼出普适性的理论、注重整体观和跨学科研究等特性，为她带来了理论深度、脚踏实地和广阔视野。而她醉心于学术，重视教学与员工交流和极富责任感的学术个性也贯穿其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面目清晰、个性十足、有血有肉的可敬学者。
尤为重要的是，在刘俐俐教授毕生的学术生涯中，她从未忘记过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她的研究始终充满对人、对社会、对历史、对情感的思考，她的学术研究不是停留于案头纸牍的，而是面向开阔世界的；她的学术研究不是寂静无声的，而是生气勃勃的；她的学术研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温度的。刘俐俐教授始终在学术之路上前行，从未止步。
